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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宅祖先名人列表

2015/10/28 12:44:44点击数()已有人评论 加入收藏

  李一瀚(1505-15

  李一瀚(1505-1567),字源甫,号景山,嘉靖七年(1528年)乡试中举,十七年(1538年)进士及第,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其为官三十年,廉洁之操“一尘不滓”,至死“囊无长物”,“室庐田产无所增益,妻子婢仆身无美衣”,后世称颂他为“铁面冰心”。

  时任左都御史的同乡好友吴时来感叹:“李都宪天下第一流人物。”他这样评价李一瀚的为人:一生平易近人,简约稳重,与人相处,忠厚随和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和主见,但是到了是非利害的关键节点,却观点鲜明,立场坚定,不可丝毫动摇。居官坦荡无隐,宽严相济,但没有一点违背法规之处。平时吃的是粗粮淡饭,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,出入骑马,就是贫寒士人也觉苦不堪受,而他却安之若素。

  一、慈父心愿

  李一瀚成为一代廉吏,其父李鑺的影响甚大。

  李鑺,字尚澄,号环翠,为人正直忠厚,急公好义。因为父亲多病,李鑺弱冠之年就挑起了全家的重担,还担任了“粮长”,负责征收全乡的田赋。当时赋税繁重,乡民交不起田赋,就要被发配远处服苦役。同族兄弟叔伯交不起赋粮是常有的事,李鑺只得拿自家的粮食帮他们代交,久而久之,堂兄叔伯都习以为常了,而他从不放在心上,下次谁有困难,他还是会尽其所有地去帮助。族谱中记载的李家历代“粮长”都有如李鑺一样帮族人贴补田赋的事,可见李家这种忠厚家风是代代相传的。有个族叔祖穷得要卖妻,他给粮给钱,让族叔祖把妻子领回来。有一年粮食歉收,一斗米卖到银二钱,富户皆争着粜粮而不愿意借贷给乡民。李鑺只有数十石稻谷,却只以平常的利息借贷,一颗稻谷都不粜。凡是乡邻间有争执,都要来找他调解裁决,因此家里每天都是门庭若市,而他从来没有感到厌烦。先祖的十数所墓庵,若有损坏都是他出资修理,他还领头创建大宗祠一所,有时公费不足,就自己掏钱贴补,一点也不心疼。

  李鑺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儿子李一瀚当官而且官越当越大以后,他的清醒和自律。

  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,古今皆然,多少官员的家属从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,或者横行乡里欺行霸市,或者充当权力的掮客牟利,或者干脆利用其权力包工程办企业大发横财!当然,最终的结果,往往是全家连同鸡犬一起从天堂跌入地狱。

  李鑺完全相反。儿子高中后,他待人反而更加温厚谦恭,被人冒犯从不计较,甚至连县衙门都不曾踏进去过。李一瀚一开始担任江西安福知县,台州府的王别驾是安福人,专程上门拜访,寒暄客套自然不会少,但言谈中李鑺丝毫不涉及安福县的公事。王别驾屡次设宴邀请他,他却一次也没有赴宴。李一瀚把父亲接到安福享清福,安福的官绅上门拜谒,李鑺一概不见;有人送礼物,一概不受。老人家在安福只住了一月就回仙居了,他清楚的认识到,这么多人对他这么尊重,这么热情,这么费尽心思巴结他,无非是希望他在当县太爷的儿子面前为自己说句好话,而“凡嘱托公事,必枉曲直”,所以他不能留在安福,不能坏了儿子清白的名声。他对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愿:“吾得汝为清官足矣。”

  李一瀚没有辜负父亲的心意,始终“一尘不滓”,连一代奸相严嵩也不敢向他开口为干儿子说情,叹道:“李某岂可与言哉!”而李鑺后来父以子贵,敕赠文林郎,江西道监察御史。

  二、心系民瘼

  李一瀚入仕为官,初封为江西安福县令。史载,安福多豪强之族,李一瀚到任后,“入境之初,询问民瘼”,对于普通百姓,总是“与民温温,若家人父子然”;对于世家豪族,只要他们谨守礼法,也彬彬有礼,诚如子弟。但是对于怙恶枉法之徒,李一瀚采取铁腕手段,予以严厉打击,决不宽宥,一时之间“豪右为之摒迹”。当时一些官绅之家为逃避田赋而瞒报田亩风气很严重,他们的赋税因此转嫁到穷苦百姓的头上。李一瀚顶住重重压力,下令重新全面如实丈量耕地,限期完成。他把官宦之家的资料另造一册,亲自批阅,任谁也不敢捣鬼,长期积弊一朝根除,百姓的负担从此大大减轻。

  作为一个从偏远山村走出来的官员,李一瀚深知穷苦百姓的疾苦,始终是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和保护者。担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期间,延边诸郡百姓吃土产小盐,很方便实惠,巡盐御史上奏朝廷,要求禁止土盐,全部改吃官方的池盐。李一瀚上疏力止:边郡崇山峻岭,池盐远道运来,价格上涨五倍,百姓穷苦,谁吃得起啊?此事终于没有实行,边民编了歌曲来感谢他。

  李一瀚担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时,当地有一湖,百姓一贯享采莲捕鱼之利,后来被当地的皇族宗藩强夺占有,百姓无可奈何。李一瀚一到任,立即把湖判还给当地百姓。南昌以前有个刘某,疏浚河道几百里,使两岸田地得到灌溉,沿岸百姓大受恩惠,为他立祠纪念。有熊姓豪族仗势夺河为田,并毁坏了刘祠。河道堵塞,百姓的禾苗得不到灌溉,成为一方之患。李一瀚痛下决心,抑制豪强,使河道畅通如旧。当地有很多盗贼日夜作案,百姓不得安宁,他严厉打击,抓捕判决,决不手软,社会治安大为改观。所有的诉讼审判,他必亲力亲为,细细剖析案情,秉公依法作出判决,使人心甘情愿接受。

  李一瀚升任山东布政司参议时,恰逢大旱,蝗灾暴发。他亲自上阵,率领民众捕蝗,几日而蝗灭。接着又发大水,淹没民房数千家。李一瀚亲自乘坐小艇实地查看,了解灾情,根据受灾程度予以救济。

  三、疾恶如仇

  与面对百姓时的侠骨柔肠不同,面对权贵豪强,李一瀚则是铁骨铮铮,疾恶如仇。就任安福知县时,一位姓沈的御史到安福,对李一瀚公事公办的接待很不满意,认为是对自己的怠慢,当众大发雷霆。但李一瀚视若不见,安之若素。御史是干吗的啊?专门挑官员的毛病上奏皇帝的!沈御史百般挑刺,结果竟然挑不出李知县的一点毛病,不禁深感敬佩。面对御史的称赞,李一瀚居然一样无动于衷,也没表现出怎么高兴的样子。沈御史叹道:“李知县真可以说是宠辱不惊了。”

  担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时,当朝宰相严嵩虽然家在袁州,但产业都在南昌,家人仗势胡作非为,一瀚一点也不顾情面,都依法予以严惩。严嵩当时权势熏天,生性奸险,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生死,很多江西士大夫奴颜婢膝自认干儿子,或者与严府的家童奴仆结为兄弟,所以升迁都很快。只有李一瀚与另一位林佥事与众不同,风骨铮铮,矜持自守,所以五六年都没有得到升迁。一次进京,自然得拜会朝廷首辅严嵩,其他官员都带着厚礼,多的有“数百金”,只有李一瀚是空手去的。见面时,严嵩对他说:“李先生资历很深了啊。”这句话耐人琢磨,“资历深”就是你李某人在这个“佥事”职位上很久了,一直升不上去,知道为什么吗?想升官吗?知道怎样才能升官吗?李一瀚也有意思,淡淡地说一句:“还有比我李一瀚资历更深的人呢。”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,无所谓!

  后来,李一瀚还是升迁了,当了山东参议。当时山东的风气是,官宦人家田地多,但都赖着不交纳田赋,乡里百姓田地少,田赋却交得多,因为官宦家拖欠的赋税要大家分摊补齐。有个编修(官名,属翰林院,正七品)叫梁绍儒,是严嵩的干儿子,最为牛气冲天,一直不交田赋。李一瀚到任后严令追缴,梁绍儒跑去找干爹,严嵩无奈地说:“李某人岂是可以说情的人?”梁绍儒知道势不可挽回,勉强交了一半的粮。李一瀚不依不饶,全部征收才罢手。

  四、批逆龙鳞

  李一瀚任职十几任,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“言官”,又称“谏官”, 专司对君主的过错规劝之职。所谓忠言逆耳,历史上有“文谏死”的说法,尤其是明代皇帝是历史上最为严苛刻薄的,稍违心意,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“廷杖”致死。所以很多“言官”选择沉默来保全性命。李一瀚在《开言路疏》上指出当时“言官” 杜口结舌、三缄其口的风气:“居科道者,搜讦小事以塞责,或泛论迂缓以免祸,至于国家之大典礼,相臣之大奸匿,生民之大利病,一切不敢以闻,徒有相与腹诽而已。”但李一瀚不同,他屡屡犯颜进谏,敢于“逆龙鳞、撩虎须”,践行了“职无虚设,禄岂妄干”的祖训。族谱中还留存《谏止南关城壕疏》和《开言路疏》两篇谏疏,字里行间,其为民请命、谋国尽忠的胆识和远见跃然纸上。

  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,蒙古铁骑大规模突入边塞,朝廷大惧,议决于居庸关之南的南关东西延袤二千里,动工筑城墙、挖深濠。御史李一瀚受都察院派遣去实地勘址。经考察,目睹工役苛酷自杀者不计其数,民房、祖坟被毁甚多,百姓流离失所。李一瀚毅然给嘉靖帝上《谏止南关城壕疏》,直言筑城挖濠御敌是个不可行的馊主意。在东西延袤二千余里区域筑城挖濠,要花多少人力物力?而今日动用了二十万工,“仅得盈丈之壕,七尺之墙耳”,民间财力已经不堪承担,而且已弄得民怨鼎沸了,旷日持久何以为继?他对已被敌人吓破胆的嘉靖皇帝说,只要“选兵淬锋,分布要路以豫于外;筑墩立栅,屯兵储粮以备于内”,内外夹击,敌人又能逃到哪儿去呢?朝廷最终接受了李一瀚的建议,停止了这一劳民伤财而且示弱于敌的决策。

  《开言路疏》则严词批评了嘉靖帝拒谏饰非的行为,其言辞之犀利大胆实为罕见,今日读来仍觉酣畅淋漓,又不禁为作者捏一把冷汗。他指责嘉靖帝深居西范专事建醮修道,不理朝政,对九庙化为煨烬,阴谋起于萧墙,北虏侵扰不止,公卿将相贿赂公行,藩司郡县贪酷无忌等等乱象闭耳塞听,反而残酷钳制诤言:“登位以来,屡罪言者,一言触讳,即擒拿箠杖,动至五六十棍七八十棍,其即时致死者,指不胜屈。其有幸而复生者,则禁诸犴狱,或谪之下僚,或编民口外,或遣戍边庭。”导致满朝官员杜口结舌,对国家安危置之不问。他指出,历代“愚君暗主纵欲妄动,拒谏饰非”,结果都将步“桀纣之迹”。为此要求皇帝改正错误,为所有受冤屈的诤臣平反,广开言路,以保国家长治久安。嘉靖帝虽对李一瀚的忠言置若罔闻,幸好也没有降罪于他。李一瀚这种“批逆龙鳞以求珠”的大胆直言,颇有古大臣之风。

  在李一瀚生命的最后一年,他被连续升迁了五次:升陕西布政司参政,遂转按察使,升山东右布政司,升应天府尹,一个月后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可惜天不假年,在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途中,病故于杭州,获明穆宗皇帝诏赐祭葬,并在吴时来等的倡议下,列入乡贤祠。李一瀚墓坐落于东村,文革浩劫中遭毁,墓棺被打开,墓中没有金银珠宝,只见几叶甲带碎片,几缕残骨,几枚棺钉,还摆放着一块约六十公分见方的石碑,上书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”等字。今墓已重修,石碑下落不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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